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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待罪若干争议问题的研究

    【摘要】:司法实践中,虐待罪的被害人往往是妇女、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对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的修改,更好地对相关群体进行?;?。本文试图通过对虐待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虐待行为的认定以及结果加重犯的认定等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虐待罪的相关规定,并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字】:虐待罪 虐待行为 虐待致死 虐待罪的自诉问题

     

    一、导入案例

    20164月至5月期间,许某在苏州家中,因认为女儿不乖等原因,多次通过使用皮带抽打、锁在露天阳台外过夜等手段进行虐待。

    201651820时许,许某因生活琐事,再次用皮带抽打女儿,并将其关在露天阳台外。2015时许,许某、刘某才将女儿送至医院,经医院诊断,该女童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一个半小时许。

    经法医病理学鉴定,被害人身体表散多处陈旧性瘢痕及新、旧程度不同的软组织挫伤等损伤,符合虐待伤特征,但损伤程度较轻,不足致死。被害人系因患大叶性肺炎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

    检察院指控,许某虐待家庭成员,致使被害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虐待罪追究许某刑事责任。

    二、虐待行为的认定标准

    从客观要件上来讲,认定虐待罪必须有虐待行为,且该行为必须具有经常性、一贯性。如果平时出于教育目的偶尔地打骂、禁闭,不能认定为虐待行为。虐待行为的手段分为积极作为与消极不作为两种,其中积极作为包括殴打、禁闭、捆绑、辱骂等,消极不作为包括不给受害人吃饭、生病不治疗等,但如果仅仅是消极不作为是不构成本罪的(或构成遗弃罪)。另外,只有当虐待行为情节恶劣时才能构成本罪,以下第三点详述“情节恶劣”的界定标准。

    三、“情节恶劣”的界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备荼咎豕娑?,虐待家庭成员,只有情节恶劣的,才构成犯罪,换而言之,情节是否恶劣是区分罪与非罪的主要标志。虐待行为一般,或者情节较轻的,例如偶尔打骂,偶尔不给饭吃、禁闭等,不应以虐待罪论处。

    虐待情节是否恶劣,应当根据下述几方面来认定:

    1)虐待行为动机的卑劣程度。

    动机往往是促使行为人犯罪的最根本因素,虐待行为动机的卑劣程度直接影响情节的恶劣程度。实践中,有的行为人认为自己的父母老了是个拖累,从而对自己父母进行折磨与迫害,最终导致父母死亡;有的行为人因怀疑自己妻子出轨,多次殴打妻子,最终导致妻子重伤;有的行为人因为重男轻女,对自己的女儿进行殴打、冻饿,最终导致其死亡。一般来说,行为人的动机越是恶劣对被害人造成的身体以及心理的损害也就越严重。

    2虐待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

    虐待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往往是衡量虐待情节是否恶劣的重要标志。虐待行为持续的时间越长给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就越大。例如,虐待时间持续了几年,这种情况下往往会给被害人的身心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害;相反,若是因为家庭琐事或者是教育子女,出于一时气愤对家庭成员实施了殴打、辱骂等行为,一般危害性较小,不应认定为虐待罪。

    3)虐待行为进行的次数。

    在司法实践中,有时虽然整体的虐待时间不长,但行为次数频繁的,也易造成被害人的身心遭受严重的损害。例如,有的家庭重男轻女,父亲一个月内毒打自己女儿十余次,这样的一种行为短时间内就会给被害人造成难以弥补的身心损害。

    4)虐待手段的残忍程度。

    现实生活中,有的行为人采用的虐待手段十分残忍,例如,父母将孩子绑在椅子上毒打;丈夫在冬天把妻子的衣服扒光推出门外受冻;儿女惨无人道地毒打年迈的父母等。使用这些残忍的手段,十分容易造成被害人伤残和死亡,故,应以情节恶劣论处。另外,打耳光、打手心、拧耳朵等虐待行为,便不能认为是手段残忍,一般不应认定为情节恶劣。

    5)虐待结果的严重程度。

    在老人、妇女、儿童等这些弱势群体中,他们往往缺乏能力与加害者进行抗争,这时对虐待结果的界定就至关重要。虐待行为常常都会造成被害人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和损害,当后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应以虐待罪论处。

    上述五个方面不完全列举了认定是否属于“情节恶劣”的相关要素,是否构成“情节恶劣”可以通过上述诸方面综合分析,也可以通过其中一方面加以分析认定。

    在本案中,从虐待行为动机的卑劣程度来看,许某将被害人接来苏州,是为了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因为被害人存在不服管教、生活自理能力差等缺点,为了教育被害人,对被害人进行了殴打式的粗暴教育,虽其教育方式不当,但其动机恶劣程度较小,不属于虐待行为。从虐待行为持续的时间上来看,许某笔录中提到,其对被害人的打骂是在被害人死亡之前一个月左右开始的,每次打骂的时间是45分钟,从而可以看出其打骂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从虐待行为的次数上来看,许某供述其打过女儿三、四次,故打骂的次数不多;从虐待手段的残忍程度上来看,许某对其女儿进行的是教育式的打骂,未达手段残忍的程度,另许某并未对被害人采用禁闭的方式变相虐待,被害人仅在露天阳台过夜一次,且并未将其锁在阳台上,且阳台是两个孩子玩耍的空间,玩具均在阳台上,被害人随时可以进入室内;从虐待的结果上来看,女儿系因患大叶性肺炎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据初步了解,儿童大叶性肺炎是由细菌引起,其致病性与抵抗力强弱无必然联系,大叶性肺炎起病急骤,不排除发现时及时救治仍会死亡的可能性,且在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免疫功能受损的患者中,肺炎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故并非虐待行为导致的身体逐渐损害而最终死亡。综上,本案不应认定被告许某的行为为虐待行为,从而认定许某犯虐待罪。

    四、“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认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于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侵害被害人健康或者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而是出于追求被害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长期或者多次实施虐待行为,逐渐造成被害人身体损害,过失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或者因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残、自杀,导致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应当以虐待罪定罪处罚?!惫?,“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是指行为人出于追求被害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导致被害人经常遭受虐待逐渐造成身体的重伤、死亡,或者由于被害人不堪忍受虐待最终自伤、自杀,造成重伤或者死亡的结果。行为人是故意地实施了虐待行为,而最终因为过失引起他人重伤、死亡的结果,其虐待行为与被害人的重伤、死亡结果之间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而在本案中,首先许某不存在追求被害人肉体和精神上痛苦的故意。许某作为被害人的亲生父亲,对被害人没有犯罪动机,没有理由虐待被害人,其打骂被害人的起因是被害人学习能力差、大小便在床上、被子上。相反,其对被害人照顾有加。据许某称:其将被害人从外公、外婆处接到苏州是打算让被害人在苏州上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也是要亲自照顾被害人。在为被害人办理入托手续后,因被害人哭闹,不愿去幼儿园而只能在家中照看。平时为被害人购买衣物、零食、玩具等,都是价格较高、质量较好的商品,且带被害人去大型购物中心娱乐、吃饭。另外,许某称:其与妻子长期不能生育,在婚后十几年才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怀孕并产下龙凤胎。被害人一出生就在医院保温箱里进行特殊监护,当时许某经济拮据,宁愿四处借钱也要保住女儿的性命。故其对被害人只能是更加爱护,缺乏犯罪动机,即许某不存在追求被害人肉体和精神上痛苦的故意。

    其次,许某并未对被害人实施虐待行为(本文第三点已详细叙述,此处不赘述)。退一步讲,即使认定许某实施了虐待行为,也并不能直接认定该行为导致了被害人身体的逐渐受损。本案中检方只是通过被害人生前、死后的照片对比、被害人体表的新旧伤痕来说明被害人身体逐渐受损,而并未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被害人的身体因为虐待行为而逐渐受损,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举证责任应在检方,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能对行为人进行有罪推定。

    最后,再退一步讲,即使行为人实施了虐待行为,并且该行为也导致了被害人身体的逐渐受损,但本案中行为人也并未过失导致被害人的死亡,因而本案中行为人的行为不属于刑法二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结果加重情节。根据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被害人系因患大叶性肺炎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儿童大叶性肺炎是由细菌引起,其致病性与被害人身体受损害、抵抗力强弱无必然联系。大叶性肺炎起病急骤,不排除发现时及时救治仍会死亡的可能性。且在婴幼儿、老年人等患者中,肺炎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另据许某、刘某称:被害人在死亡前,并无生病等异常迹象,故其无法预料到被害人已生病,甚至死亡的结果,故行为人不存在过失。许某在发现被害人出现问题的时候,立即与妻子刘某开车送被害人到医院救治。但因第一家医院拒绝收治而不得不驱车赶至另一家医院的母子中心进行救治。但,遗憾的是因此延误了最佳抢救和治疗的时间。故被害人的死亡直接原因是患大叶肺炎,且其患大叶肺炎由细菌引起与身体损伤无必然关系。另外,被害人病历资料中医生所认定的,经诊断被害人呼吸心跳已停止一个半小时许。该认定只是医生的一种主观判断,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被害人的死亡时间。而法医鉴定意见书中对死亡事件只字未提。如果许某、刘某关于抢救被害人的陈述属实,足以说明被害人在送往第一家医院时,有生命迹象,并未死亡。故不能排除第一家医院拒绝收治而延误最佳治疗时间也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并且,证明行为人过失致被害人死亡的举证责任在检方,若检方举证不能,则不应直接推定行为人存在过失致被害人死亡的情节。故,虐待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综上,许某的行为并不构成虐待罪,更不构成虐待罪第二款的结果加情节。

    五、虐待罪中自诉问题

    随着网络时代的日渐深入,儿童遭受虐待的案例曝光频频,但有相当多的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追其根源与刑法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情况除外)直接相关,虐待罪自诉的追诉程序也备受争议。现实生活中,虐待罪的受害人往往是未成年人、妇女、老人,这些人往往依附于行为人而存在,由于他们自身的能力限制,他们一般都无法或者是不敢自己告诉,从而无法及时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纵容实施虐待的主体,甚至在有的案件中,受害人被虐待致死。

    20158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十八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但被害人没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因而,实施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只要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就不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应当由司法机关公诉。新增加的这一款,在弱势群体的?;ち煊蚴浅ぷ愕慕?,避免了儿童、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而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况,切实保障了他们的权益。

    六、虐待罪中的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日益深入,媒体网络舆论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虐待案件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往往是网民们关注的热点案件。网民们有时会对这类案件发表个人观点,有时甚至进行群体性抨击。媒体作为司法系统与广大网民的中介,其有时会为了“卖点”而夸大事实进行报道,此时就会出现偏离审判实际的舆论。舆论体现着民主的力量,而司法在法治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主与法治都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追求。此时,如何在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中寻求平衡成为关键。当然,我们不能不顾网络舆论的影响而片面的强调法律专业,更不能妥协于网络舆论而对司法公正置若罔闻。

    毋庸置疑,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有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网络舆论有助于查明事实真相,维护实体正义。其次,网络舆论有助于监督司法机关办案,减少司法腐败。最后,网络舆论有时候会成为公众救济的一种方式,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并且有利于法制教育的普及。

    但是,事物总是存在两面性,网络舆论当然也不例外。网络舆论常?;岣稍に痉ㄈǖ亩懒?,有时候媒体超越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合理界限,先入为主形成一种无形的舆论压力,使法官在自己的判断与公众的意见之间徘徊,影响案件审判的公正性。网络舆论有时也会侵害当事人的基本人权。网络时代的兴起,使得信息互通,“人肉搜索”成为网民们了解并惩戒“坏人”的一种方式,但无论理由多么合理,“人肉搜索”都是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最后,网络舆论也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司法活动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而新闻具有时效性和轰动性,两者的本质和追求截然不同,故而法院裁判结果往往与网络舆论导向不同。这种情况下,网络舆论有时候会一边倒的指责审判机关,甚至丑化司法队伍的形象。

    综上,我们在积极利用舆论监督司法的同时,应当极力避免舆论的不正当干涉,最终使得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相互统一。

    七、结语

    现实生活中虐待事件时有发生,《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将虐待罪的主体扩大到负有监护和看护义务的人员,并且完善了虐待罪的司法程序。这样的修改不仅是对法律漏洞的填补,更是对公民权益更好地维护。我们对于虐待罪的研究,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何一个法律问题都不单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要不断地从司法实践中汲取经验,慢慢摸索。我们要不断的研究国内外的优秀成果和案例,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摸索中前进。相信在社会的发展以及法律的进步中,虐待罪的相关问题将获得改善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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